2014-05-08　〈壹周刊 NO.676〉非常人語─不孤獨劍客 黃國昌

撰文：周家睿 攝影：陳毅偉 設計：吳盈瑩

一場太陽花運動，黃國昌成為眾所矚目的社運明星，他不是一戰成名的社運素人，只是長期以來，一直隱身幕後，撰寫法律論述與擬定策略。

大學時，他曾當台大學生會長，帶領同學爭取學生權益；畢業後一度成為出手狠辣的律師，卻讓他意識到，法律是把利劍，可以傷人，也能用來做其他的事。於是他將劍指向政府財團，斬開政客們隱藏在法律中的不公不義，揭穿偽善的謊言。

他眷戀學生時期「一群同志為一個目標奮鬥」的情誼，而他選擇抗爭之路，永遠有人陪伴，絕不孤獨。

「黑島青他們認為九月政爭之後，馬英九要帶領大家慶祝國慶很荒謬，想要做一些事，」黃國昌在他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辦公室，提到去年雙十節前，他與林飛帆、陳為廷所屬的黑島青社團籌備抗議活動，「我們怕被竊聽，就把代號取成ㄐㄧ～蛋糕。」他說「雞」時突然拉長了音，我沒聽清楚，問他說什麼，他原本嚴肅的臉突然鬆動，輕笑著解釋：「雞蛋糕啦！」

他在念建中前有嚴重口吃，後來才慢慢矯正，念台大法律系時，他拿到辯論比賽冠軍，父親卻說：「你們學校是沒人哦？怎麼會派一個口吃的去比賽？」即使至今四十一歲，當他心情比較放鬆時，口吃偶爾還是會冒出來。

怒火發電

但是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他到交大演講服貿議題時卻十分流暢地以數字與資料佐證，嚴厲抨擊政府踐踏民主、胡亂作為、不斷說謊，他有時以嘲諷代替咒罵，有時怒目噘唇斥責：「…我看到這個消息，只能用怒不可抑來形容。」白話地說，就是「一臉不爽」。其實他前一晚忙得幾乎沒睡，一早又到辦公室工作、受訪，疲倦地揉著黑眼眶，但一說到政府的不義，精神就來了，彷彿是靠怒火發電。

二年前黃國昌鼓吹反媒體壟斷運動而廣為人知，太陽花運動更成為社運明星。其實他大三時擔任台大學生會長，參與大學法改革的學生運動，畢業後也陸續參與改革活動，但一直在幕後幫忙撰寫行動的法律論述與擬定策略。這次太陽花運動，他仍自我定位為第二線的「積極參與者」，但有其他參與者質疑他根本是運動的影武者，他聽了搖頭苦笑。

「我認為那是學生的場子，所以行動前學生開會，我都在旁邊聽，我只說，如果有機會進議場，有二個原則，不衝突、不流血。後來在運動過程中，很多重要決策都是十九個學生代表跟十個NGO代表組成的聯席會議做的。如果我被定位成主導者，對學生很不公平，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討論或判斷。」

他反省運動過程中不該私下與總統府副祕書長蕭旭岑見面，而且若多與路線不同的學生溝通，或許能紓緩組織內的爭執；他也提到三三○遊行前一晚，收到許多有人要採取激烈行動的消息，十分恐懼場面會失控，最後他說：「最糟的狀況是，這麼大的運動卻一事無成，大家失望回家，以後就沒人會參與運動了。」

法律之劍

他的辦公室十分雜亂，書櫃上滿是法律書籍與文件，一堆社運標誌靠牆堆放，牆上有二幅中研院優良論文的獎狀，辦公桌下散亂著拖鞋球鞋皮鞋，像間比較高級的大學男生宿舍。

台大法律系畢業那年，他同時考取律師、司法官特考、公務員高考，隔年到法律事務所當律師處理商務案件，二年後辭職赴美進修。為了存錢出國，他白天當律師，晚上到補習班教書，發現教書的成就感高過律師，而真正讓他辭職的原因是，有一次，台南一家小工廠侵犯他日本客戶的專利，他前去處理。

「我當律師時，出手都很狠，譬如我跟你談判，我會提供你一些條件請你接受，否則我會讓你過得比這些條件更慘。那個老闆是個很古意的人，他接受了，賠了不少錢，後來他跟我說，為什麼你讀這麼多冊，要去幫外國人欺負咱台灣人？」

黃國昌抿著嘴，沉默了一會才說：「這句話讓我難過了很久，並不是他講的話有道理，但那句話很直率地逼問我自己，法律是很利的劍，可以傷害很多人，也可以拿來做一些不同的事。」

也許是那句話中「欺負」二字，隱隱牽動他國中時，流氓上門討債的記憶。黃國昌的祖父與父親都在新北市汐止務農，後來想讓三個孩子有比較好的學習環境才搬到新店，並在帳棚工廠工作。排行老么的黃國昌國中時，工廠老闆要他父親當保人，後來工廠倒閉，只好替老闆扛債。

火爆流氓

「我爸媽太老實了，他們只有小學畢業，常被欺負。」即使負債，父母仍堅持黃國昌繼續念私立國中，因為他小學雖然成績好，卻是脾氣火爆的流氓頭，成天帶著兄弟打架，「畢業典禮那天，我在我媽跟老師面前打架，所以我媽堅持讓我念私立國中。他們為了我勒緊褲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苦讀考第一名拿獎學金。」

父母期望他當醫生，他也一直以醫學院為目標，但高中一場辯論比賽，翻轉了他的世界。辯論題目是「我國國會應否全面改選」，他蒐集資料時接觸了黨外雜誌，「我還看了朱高正、柏楊、龍應台的書，震撼非常大，認為台灣太荒謬了，在學校受的教育，跟現實、理想差距非常遠，我覺得法律有可能去改變台灣、實現正義。」

大學時他參加「大學新聞社」，眼神逐漸銳利，批判意識更強，火爆的脾氣封存體內，化為言語與行動。當上學生會長後，帶著同學上教育部爭取大學自主，為了爭取學生自治、取消女生宿舍門禁與軍護課改成選修，跟校長、教官對幹，黃國昌說自己那時非常凶悍，那些人恨他入骨。和他一起念高中、大學，至今還是中研院同事的蘇彥圖說：「黃國昌個性直接不圓滑，很有理想性，批判犀利，但非常冷靜，不太會被激怒。」

「但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黃國昌撥了一下垂在額頭前過長的頭髮，下巴微揚，雙眼定在空氣中的某一點整理思緒，這是他思考的習慣動作，也有人因此說他傲慢。「參加學生社團令人著迷的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了一個目標共同奮鬥，但後來變成很直接的權力競爭，甚至被自己人捅，那對我是很嚴重的戳傷。

他說當完學生會長的感想是，自己不會從政：「從政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對權力有慾望，否則很難忍受過程中的折磨和痛苦；第二是要懂得妥協，我很不會妥協，如果事情是對的，我會覺得很奇怪，你要我讓什麼？我這兩個條件幾乎都沒有。」

也有人批評：「政治就是要有部分妥協，黃國昌推行改革卻這麼硬，是要保全光環，還是真的想落實理想？」黃國昌則說，若改革往好的方向走，他會做有限度的妥協，「但服貿的案子，在我心中是台灣民主價值基本原則，那不是個人讓不讓的問題，是你要台灣民主讓步。」

「如果像汪平雲一樣進入體制內當幕僚呢？」他說：「有可能，但要必要性非常高的時候。」汪平雲是黃國昌那個世代的台大傳奇人物，黃國昌還是新生時就聽過他的事蹟：考入台大數學系，隔年重考歷史系，二年後轉哲學系。他曾與另一思想性社團社長競選學生會長，分裂的結果造成國民黨的學生當選，汪平雲扛起責任自動退學，退伍後又插班考上台大法律系。在那時黃國昌心中，汪平雲有才華又有擔當，是神一般的偶像。

二人後來成為好友，民進黨執政時，汪平雲雖被安排在蒙藏委員會，但民進黨要推動的改革，在法律的論述與各項釋憲案的撰擬，大都由他執筆，而且他與許多NGO組織合作推動各項人權改革，他也常請黃國昌協助。黃國昌當年被工廠老闆質問而自省：「法律的其他作為」的實踐，在汪平雲身上得到解答。「平雲曾和NGO合作，阻止當時行政院長謝長廷說領身分證要留指紋的政策，對民主憲政的價值推動上，他從沒退過半步。」

寄望下代

二○○六年底，檢調單位偵辦總統陳水扁涉貪，汪平雲撰寫釋憲案，提出偵辦總統貪汙的憲法疑義，但寫到三分之一，疑因憂鬱自盡。黃國昌說：「平雲生前，許多人指責他是私人式的包庇陳水扁，其實他在維繫整個制度價值。」黃國昌接手寫完釋憲案，最後大法官決議，檢調違憲。黃國昌為汪平雲寫的紀念文的最後一句是：「平雲，我不知道是否有能力繼續實現你的理想，但我承諾，一定盡力去做。」至今，每年汪平雲的忌日，黃國昌都會去上香。

第三次採訪，我去黃國昌的家，他翻出大學時的照片，指著幾張一群社團朋友在慶功宴上拿玻璃瓶灌啤酒的照片說：「我們以都是這樣喝酒，很瘋」讓我想起，或許與林飛帆陳為廷合作時，他無法忘懷「一群同志一起為同一目標奮鬥」的熱血再次湧動，然後他說：「我相信所有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將會成為台灣的中堅分子或重要領袖，那不是指其中幾個，而是這個世代的很多人，當他們都出來時，台灣怎麼會沒希望？」

2012-08-02　〈今周刊815期〉黃國昌：對抗怪獸要靠公民挺身而出－媒體霸凌下的台灣未來出路

撰文．黃國昌

編按：黃國昌，一位中研院法研所副研究員，近日因「反旺中」而聲名大噪，搭了十六個小時的飛機，剛剛落腳紐約的他，一打開電腦，最關心的仍是中天電視廣場前那群參加抗議活動的學生。半年多來的「反旺中」行動，不僅黃國昌個人遭到跟蹤，家人的生活也受到干擾，甚至有立委揚言，「黃國昌若繼續這樣，明年中研院法律所預算砍一半。」面對種種壓力，遠在一萬二千公里外的他回首來時路，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他看到了台灣未來的希望，以下是他的第一手告白。

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我在汐止的家中，完成了「向淪為極權化妝師的蔡大亨說不」初稿，以「蔡大亨……挾其掌控的龐大傳媒……不僅不惜扭曲事實，更企圖異化台灣的民主自由，則是我們必須共同積極對抗的大事」作結。

七月三十一日紐約深夜，看著網路上數百名學生在旺中總部前高聲怒吼「我不是走路工，我反對旺中」，壓抑了半年的情緒，終於找到了出口。今夜，眼淚不聽使喚地崩洩，深深地被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所感動。

其實，我已經不記得，過去半年以來，寫了多少反對旺中集團的文字。唯一記得的是，下筆以前，總是必須收拾自己的情緒，讓文字所承載的是理性，讓語言所傳遞的是「捍衛民主價值、守護新聞自由」的熱切渴望。

今晚，請容我放縱自己的情緒，說說壓抑了許久的內心話。

不為名利就是有陰謀？

對於善於精算利害的商人、政客及傳媒而言，站出來反對蔡衛明及其所代表的價值，是一件愚蠢至極的事情。

正因為如此，對於這些人而言，竟然會有一群傻子，願意只有犧牲、沒有報酬地幹這件事，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於是乎，背後勢必有人策動、一定有所陰謀，成為他們認為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習慣於追逐金錢與權位的他們所沒有想到的是，台灣社會底層仍然蘊涵了充沛的公民力量，只要有適切地引導，在關鍵的時刻，這股力量將如洪水宣洩而出，發出怒吼。

七月二十七日旺中傳媒利用旗下的媒體聯合操作，對於異議者進行抹黑打壓，這種濫用媒體公器的劣行，事實上早有許多前例，我並不驚訝。

在沒有任何事證的情形下，企圖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指稱我是「走路工事件」背後的藏鏡人，其實這並不是我最難過的事情。

新聞人基本人格何在？

真正令我驚訝也令我難過的是，在蔡衍明領導下的旺中傳媒，竟然生成了如此駭人的「文化」！不僅讓高階經理人為了擁護老闆，喪失了理性的判斷能力，也欠缺作為新聞人應該有的基本decency(人格)；更讓第一線年輕記者對新聞專業原所抱持的理想熱情，遭受如此無情的犧牲與踐踏。

看到這樣的現象，我絲毫沒有為自己早就提出「蔡衍明如同Murdoch(梅鐸)一樣，早就喪失了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評價的正確，有任何的自豪；我所憂慮的是，在現今被政客、商人與媒體老闆所聯手掌控的體制下，台灣未來的出路何在？

旺中傳媒對於台灣民主價值所造成的威脅、對台灣新聞自由所造成的傷害，早已超越傳統藍綠對抗的層次。大家只要看看過去半年來，在野黨領導人以及一般被冠上「綠媒標籤」的民視、三立新聞台，在蔡衍明旺中事件上的「噤聲」表現，就可以容易地體會。

今年四月間，我曾經在發給澄社社友的信函中，提出「面對這種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敢報導蔡衍明旺中種種重大爭議的所謂『本土媒體』，我們應該施以同情的理解，還是應該給予嚴厲的譴責？」

本土媒體也噤聲？

這封信，雖然沒有得到太多的回應，但在我自己心中，卻已有了清楚的答案。

一位知名的前政論節目主持人，面對我相同的質疑，無奈地告訴我，「先想辦法生存下來，比較重要」。

如果連已經掌握實質影響力的電視新聞媒體都必須如此無奈，許可旺中購併案所帶來的傷害，還不夠清楚嗎？

當政府無能、政客噤聲、電子媒體沉默，面對旺中這個已然成形的媒體怪獸，台灣未來的出路何在？

看到今天不畏風雨、不懼威脅、挺身而出的學生及公民團體們，我的心中有了答案，他們才是台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