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18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馬英九執政七年：看不到黃金十年 只留下惡夢連連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81310
黃國昌／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時代力量成員
「建立民主制度只是人權保障的第一步，如果民選政府不受監督、不守法紀，照樣會違法濫權，製造歧視對立。所以我們要建立正常的民主社會，必須積極改善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權，否則台灣的民主僅是軀殼，政府的違法濫權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不會因為民主的美名，而消弭於無形。」 —二○○八年馬英九競選總統「新世紀台灣人權宣言」
我無法確定，在馬英九於二○○八年三月所斬獲的七六五萬張選票中，有多少人曾經相信這篇「新世紀台灣人權宣言」而受到感動；不過，我可以相信，在二○一五年的今天，絕大多數台灣人重溫這段文字，感受到的絕非僅是荒謬諷刺，更是椎心泣血。因為，如果我們認同國家存在的目的，在於透過人權保障的落實，使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公平的機會，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標、實踐個人生命的價值，那麼，無疑地，在過去七年，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馬英九總統，非但沒有引領我們朝向這個目標愈走愈近，反而讓我們離這個理想愈來愈遠。
很多人說，蔡英文在二○一二年大選的失敗，是未能走完最後一哩路，如此的評估是否正確，事實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不過，相形之下，比較清楚的卻是，馬英九過去七年的執政，如果不是出現了公民社會的覺醒與奮起，則是早已讓台灣的整體國家發展，倒退了好幾百哩路。一次又一次，馬英九的具體作為早已充分展現了，他不僅是一位讓台灣陷入迷航的無能舵手，更是一位不斷選擇硬著與人民對幹的偏執元首。
在政治人權上，馬英九曾經宣示「政府不得違法濫權」、「全面禁止政治監聽」、「集會遊行改採報備制，把街頭還給人民」；然而，從二○○八年為了迎接中共Ｃ咖官員陳雲林所發生的「國家集團性暴力行為」，到二○一四年三月行政院的血腥鎮壓，人民親身體認到的，是馬政權恣意濫用國家暴力、是戒嚴幽靈的復辟。尤有甚者，利用檢察總長違法洩漏的監聽資料，公開鬥爭國會議長，直接將手伸入國會，企圖拔除立法院院長，為了徹底癱瘓立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機能，不惜跨越憲政民主的紅線，以總統之尊帶頭毀憲亂政，不僅將整個國家搞得烏煙瘴氣，更是差點將台灣人民犧牲奮鬥所努力累積的民主成果，一夕毀壞殆盡。即使歷經了慘烈的九月政爭，馬英九依然故我，不知節制權力，一方面主導了黑箱服貿協議在國會強度關山的企圖，為「張慶忠三十秒」額手稱慶，一方面掩護已遭法院判刑的黃世銘回任最高檢察署，讓這位使整個檢察體系蒙羞的總長，不僅未遭免職，竟得優渥榮退。
在經濟人權上，馬英九當初信誓旦旦的「六三三」競選承諾，早已成為其無顏面對的謊言。當馬英九洋洋自得地誇耀台灣ＧＤＰ的成長時，人民所面對的殘酷真相，卻是實質薪資水準倒退至上世紀末的水準，因錯誤躁進的油電雙漲政策所帶動的物價飆升，而年輕人更是在「低起薪」與「高房價」的雙重壓迫下，已經快要絕望地看不到未來。與此相對，馬政權卻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名，大方地為財團提供各種優惠的租稅減免，一方面任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一方面縱容租稅不公日形惡化。過去七年來，馬英九口中的「拚經濟」，所拚的只有財團與富人的經濟，所拚的從來就不是一般庶民的經濟。至於馬英九競選時所一再高舉的「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更是淪為一場笑話，許多科學園區的興建與規劃，帶動的根本就不是產業的升級，而是讓政府成為協助財團掠奪民地、炒作地皮、破壞生態的幫凶。馬政府真正認真執行的經濟政策，就是不計代價地讓台灣的經濟更加倚賴中國，配合中共的統戰策略，讓台灣的經濟發展未來緊緊地鎖在中國設定的市場框架之中，讓台灣的處境益發艱難。
除此之外，舉凡食品安全的管理、年金制度的改革、居住正義的實踐、廉能政府的革新、公正友善的司法、優質教育的提升、永續環境的保護等重要政策議題，在任何一項上都可清楚看到馬英九「競選政見」與「執政表現」兩者間所存在的巨大落差。
回首過去七年，馬英九留給人民的，不是什麼「黃金十年」，而是「惡夢連連」；馬英九帶給台灣的，更非什麼「脫胎換骨、邁向卓越」，而是「政府亂搞、累死百姓」，人民除了必須忙著自己的生計，還必須忙著熄滅馬政府四處所縱放的惡火。
接下來的一年，我們不必再對「勇於權鬥、怯於改革」的馬英九，抱持任何期待。事實上，馬英九已經浪費台灣太多寶貴的時間，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浪費在馬英九身上了。從現在開始，我們就必須捲起袖子做好準備，為這個國家找出路，為我們共同的未來攜手努力。
2015-04-20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戳破執政黨的反智謬論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73273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島國前進發起人
過去數年馬政權的倒行逆施，讓台灣人民清楚見識到現行代議民主所存在的嚴重問題，也因此響起了「二次民主改革」的呼聲。目前代議民主的失靈，主要反映在兩個層面：第一、代議士的決策違反民意；第二、理論上應代表人民監督行政權的立法委員，現實上卻成為馬英九暴政濫權的護航部隊。之所以會產生這些問題，「國會選制造成立委結構未能合比例地反映民意結構」、「國民黨不當黨產導致的不公平競爭」以及「國會權能無法有效履行其監督制衡行政權的憲法職責」，均是重要成因。
面對代議民主失靈，站在人民的角度，最根本的提問是：當政客背棄民意，人民能有什麼武器？除了輿論譴責與示威抗議之外，事實上，憲法早已提供了解答：透過創制複決等直接民權的行使，矯正代議士違反民意的決策。然而，荒謬的是，這個用以對抗「失控的代議士」的憲法權利，卻被這些代議士所制訂的「鳥籠公投法」架空，超高門檻的層層束縛，讓人民根本無從有效行使公民投票權。
阻撓「還權於民」
面對公民社會所提出的「還權於民」訴求，長期抗拒「補正公投法」的中國國民黨，雖然主席朱立倫日前曾公開宣示「公投門檻應合理調降」的表面善意，但是，仔細觀察執政黨的作為，卻讓人不得不質疑，這是另一次口惠不實的虛假承諾。
當立法院於四月八日將塵封兩年的公民投票法修正案排入內政委員會審查時，與會的行政院官員與國民黨籍立委，卻反覆跳針式地胡扯一些根本禁不起檢驗的理由，試圖以拖延戰術阻撓改革。
其中，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令人不忍卒睹的發言，除了讓人見識到立委問政水準之低落，別無評論價值；不過，關於行政官員在國會殿堂上所提出似是而非的謬論，為了避免錯誤觀念的混淆視聽，則有再次糾正的必要。
行政院秘書長簡太郎在報告中指稱「降低公民投票的通過門檻，恐使少數人決定多數人意願，有違民主原則」，堅拒廢除百分之五十投票率門檻。持平而論，這種論述的水準，即便以大一政治學通識課程的標準衡量，亦應死當，出現在行政部門於國會殿堂的報告，只是貽笑大方。許多關於投票行為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早已清楚印證，「百分之五十投票率門檻」造成的實際效果，不僅不是提升投票率，反而是鼓勵反對者不出來投票，而「壓低投票率」；尤有甚者，更造成「反對票」價值遠遠高於「贊成票」價值的不公平偏差結果，反而才會導致「少數人決定」的反民主惡果。
舉例而言，假設在台灣一千八百萬名具投票權的人民之中，八百五十萬人支持停建核四，四百五十萬人反對，其餘五百萬人沒有意見或本無意願參與投票。合乎民主原則的決策是，政府應依多數民意停建核四。然而，在「百分之五十投票率」門檻的制約下，針對「政府是否應停建核四」的公民投票，位居反方立場的少數意見，得以透過「策略性的拒絕參與投票」，使投票率無法跨越百分之五十門檻，成功杯葛多數人的意見，讓「四百五十萬的民意擊敗八百五十萬的民意」，這才是真正的「違反民主原則」，而也這正是為何「百分之五十投票率門檻」的真正效果從來就是「壓低」而非「提升」投票率！
多數國家未設高門檻
正是基於這個清楚明白的道理，絕大多數國家的公民投票制度，才均未設此種投票率門檻。歐盟的Venice Commission，更在二○○七年所公布的「公民投票的良好運作規則」（Code of Good Practice on Referendums），直接表示「不應設置投票率門檻」（no provision be made for rules on quorums）。以實際例子而言，無論是蘇格蘭於二○一四年所舉行的獨立公投，還是瑞士、法國曾舉行的修憲公投，均未設置投票率門檻，採取簡單多數決。就我國過去經驗而言，國民黨即曾濫用不合理的投票率門檻，號召支持者拒絕參與公民投票，導致六項全國性公民投票全部未曾有效成立。
執政黨官員的反智，如果是發生在私人事務上，僅係其個人的悲哀；不過，當發生在攸關民主改革的法案審議上，則是國家的不幸。當然，如果這種反智是做為刻意阻撓人民取回憲法直接民權的手段，則屬於無法寬諒的惡行。
2015-03-16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召喚人民起義的是馬政府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63222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島國前進發起人
發生在去年三月十八日的太陽花運動，即將屆滿週年。關於這場運動所代表的意義與所造成的影響，在過去一年中，已經出現許多不同的觀點與分析，相關的討論與反省，相信在未來也將不斷地持續而更為豐富。
在回顧三一八的討論中，其中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問題是：誰是三一八運動的首謀？對於這個問題的探索，大部分的討論集中在這場運動如何籌劃？如何組織？如何行動？不過，另一個可以為我們帶來更有意義啟示的分析視野，是追問誰為這個運動創造了延燒的火苗？
面對這個問題，一個最直觀的答案是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張慶忠，如果沒有他上演「三十秒片面宣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視為審查通過」的荒謬戲碼，也就不會發生佔領立法院的事件。沒錯，張慶忠的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有無可迴避的責任，不過，從整體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無疑地在張慶忠這個站在前面的民主打手背後，有一隻扮演更關鍵角色的指揮手。這隻指揮手從二○一三年發動九月政爭，企圖伸入國會開始，就為了強行通過「黑箱服貿協議」、配合中共加速兩岸統合的政治議程，不惜跨越憲政民主的紅線，瓦解立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制衡機能，指揮國民黨立委在國會護航張慶忠於未經任何審議過程的情形下，粗暴宣布通過「黑箱服貿協議」。挑起三一八運動的首謀，正是揮舞著這隻指揮手的總統馬英九。
如今，儘管黑箱服貿協議已被阻擋下來，馬英九不惜以犧牲台灣民主價值所換取的馬習會業已破局，而馬英九自己也因國民黨去年一一二九選舉慘敗而辭去黨主席，但是，最應該負責的首謀馬英九，仍然緊緊地掌控國家的行政大權。同時，不僅做為其國會打手的張慶忠，繼續在立法院擔任內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其餘當初共同護航毀憲亂政作為而應負責的國民黨立委，也還控制著立法院的多數席次，迄今仍繼續阻擋建立真正符合人民期待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也無意回應公民社會為矯正現今代議民主失靈所提出的憲政改革訴求。
這些首謀們，迄今都尚未為自己的行為，扛起責任，付出代價，正義還未獲得實踐。這個現狀，儘管不免令人失望，但我們仍然在過去這個歷程中，看到希望。
人的意志與人的行動
吳乃德教授於「百年追求」這本書中曾經指出，在考察民主化的動力時，多數學者往往將視野置於「結構下一般性因素」的強調，而忽略了「人的意志與人的行動」。吳乃德針砭地指出，如果 「我們認為人的自由意志在歷史變革中毫無作用，結果將導致公眾的道德冷漠，也癱瘓了道德判斷和意志的功能。民眾甚至將缺乏心志，為更好的社會奮鬥」。所幸，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進展歷程中，我們不斷可以看到令人可敬的意志與行動。同樣值得高興的是，追求進步價值的行動，在過去幾年中更是不斷地蓬勃蔓延。
這些行動，不僅抑制了馬英九這些首謀們的惡行，也為台灣民主的繼續深化，帶來了希望。這些追求價值的行動，並不單純出自積極的參與者，更可貴的是，許許多多來自社會不同角落的人們，默默地付出心力，共同努力奮鬥。這些人們的支持，才是行動得以成功最重要的關鍵，也是我們追求尚未完成的志業，最強的前進推手。
2015-02-02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讓人民決定不分區立委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852566
黃國昌 ／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島國前進發起人
「黨意悖離民意」以及「國會決策未能反映人民意志」，可說是現今飽受社會各界指摘「代議民主失靈」問題的具體表徵，從核四續建的爭議、會計法修正的醜聞、到黑箱服貿協議的偷渡，都是清楚的例證。無疑地，現行國會選舉制度所造成「立委席次與選民投票結果間存在相當落差」的結果，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也因此，在近來針對憲政改革的倡議中，將「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制，由「並立制」（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改為「聯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的呼聲，逐漸取得了廣泛的支持。
的確，讓國會的結構能夠儘量反映社會中不同選民的偏好，促進多元意見與價值都能在國會中取得適切合比例的代表，將有助於代議民主的健全運作，這也是為何較能實踐「比例代表」（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理念的聯立制，為許多民主先進歐洲國家所採行的原因。當然，我國是否能順利地改採聯立制，在現行超高的修憲門檻之下，仍然充滿了高度不確定性。
改採「開放名單」制度
事實上，關於國會選制的改革，除了「聯立制vs.並立制」之外，另一個值得推進的方向，是將「不分區立委」的選舉方式，由現行的「閉鎖名單」（closed list）改為「開放名單」（open list）制度。所謂「閉鎖名單」，就是將政黨不分區立委的先後排序，完全交由政黨自行決定，選民只有支持與反對兩種立場可以選擇，對於名單中候選人之良窳排序，完全無從置喙。此種閉鎖名單制度，一方面容易造成政黨的專擅與政治利益交換，特別是在不分區立委排序由少數政黨菁英獨斷的情形下，更是嚴重弱化不分區立委的民主正當性，一方面也將導致不分區立委負責與效忠的首要對象，不再是選民、而是政黨，將「黨意」置於「民意」之上，反而成為常態。
由我國兩大政黨過去不分區立委提名所曾產生的爭議，以及其具體表現所曾招致的批判，都可以印證上開所述「閉鎖名單」制度缺點的現實性。
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國家針對議會不分區席次的選舉，已採取某種形式的「開放名單」制度，使得選民除了「選黨」，也可針對政黨所推薦的不分區名單排序，享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例如，奧地利、瑞典等國，允許選民在「選黨」之外，還能「選人」，選民的決定將直接影響哪位不分區立委排名在前而優先當選。在「開放名單制度」中還有其他不同的類型，不過其基本的理念都是給予選民更大的決定權限，不再被政黨逼迫必須照單全收。
此種開放名單制度不僅較閉鎖名單更符合民主的價值，也清楚地讓不分區立委負責的對象，不再僅是政黨，而更應該是選民。此外，針對東歐民主轉型國家所踐行的相關研究，也顯示開放名單制度的採行，有助於提升政府治理的表現，以及透明、參與及民主等重要價值的實踐。
我國的不分區立委提名及排名，全部由政黨菁英獨斷，選民除了投票支持政黨，事前無法影響，事後也無從罷免，在制度面上使不分區立委徹底淪為政黨禁臠。值得吾人深思的是：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不分區立委嗎？何不改採開放名單制度，讓選民可以直接參與不分區立委的選擇，也促使不分區立委將「民意」置於「黨意」之上，不再只是政黨的投票部隊。
矯正代議民主失靈的問題，修憲固有其必要性，但也不應因此模糊主要政黨修法改革的責任。「不分區立委改採開放名單制度」，正是另一項毋需修憲，透過修法就可以完成的改革。
2015-01-12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朱主席 你支持還權於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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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島國前進發起人
即將成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自宣布參選以來，即高舉「憲政改革」的大旗，特別是突然喊出推動內閣制的主張，尤其引人注目。不過，或許是感受到台灣人民不太可能放棄直選總統權利的強烈民意，朱立倫日前隨即改口，一方面表示「至少要恢復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一方面又說「將直選總統的權限界定在國防、外交、兩岸三個領域」，明顯出現立場的轉向，引來朱立倫根本分不清楚「內閣制」與「半總統制」兩者間區別之批評。
儘管針對朱立倫的忽然熱衷修憲，各方有不同的臆測與解讀，但是，持平而論，支持憲政改革是好事，我國的民主憲政也的確到了必須進行制度檢討的時刻。相較於馬英九總統在元旦文告中，完全未觸及台灣民主改革的議題，國民黨未來共主朱立倫願意正面看待憲政革新，可說是相對的進步。只不過，進一步深究朱立倫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可看出這位在政壇平步青雲的政治精算師，在舞動憲改大旗的背後，有意避談的關鍵問題。
黨產還人民 制定政黨法
首先，朱立倫說台灣憲政體制存在「有權無責，有責無能」的問題，必須建立「權責相符」的制度。抽象而言，這話說得沒錯，但朱立倫沒有回答的是：當掌握行政權的馬英九，過去數年一再選擇和人民對幹時，在現行憲政制度下，掌握立法權的國會，到底是在履行監督制衡的憲法職責，還是在扮演助紂為虐的幫凶角色？當「應然」的答案是前者，而「實然」的答案卻是後者時，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孰以致之？而人民又能怎麼辦？
無疑地，「黨意凌駕民意」是眾所周知的答案。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國民黨根深蒂固的威權體質與龐大不當黨產所衍生的不公平競爭，均是重要因素。也因此，許多人紛紛指出，朱立倫若真有推動改革的決心，除了應先從國民黨自身的改革做起，並切實履行數度跳票的黨產歸還人民的承諾之外，也應積極致力政黨法的制定。
事實上，當立法權未發揮監督制衡行政權的機能，且無論是在行政部門還是在立法部門，均出現「政客背棄民意」的「代議民主失靈」現象時，由人民的角度出發，真正值得關切的問題是「人民如何有效制衡失控的代議士」？
除了默默忍耐到下次選舉之外，針對代議民主的失靈，現行憲法實際上早已提供了解方：就背棄民意的代議士，賦予人民罷免權；就違反民意的政策，賦予人民創制複決的公民投票權。一個「對人」、一個「對事」的直接民權，兩相結合不僅具有事先預防政客胡作非為的嚇阻功能，也有事後改正的矯治功能。長久以來，這兩種直接民權之所以近乎形同虛設，無法發揮有效作用，問題並非在憲法的層次，而是在法律的層次。具體而言，也就是現行「公民投票法」與「罷免法制」利用極不合理的超高門檻，讓人民無法行使公投權利、也讓人民難以罷免失控政客。這些惡法導致人民憲法權利的實質剝奪，徹底空洞化憲法所設置的直接民主機制。
補正公投法 修改選罷法
也正是因為如此，不僅是「補正公投法」的呼聲早已持續多年，修正罷免法制的訴求，也伴隨「憲法133」及「割闌尾運動」的進行，取得公民廣泛的支持。前年十月十日，「公民1985」在立法院外舉行的「天下為公」集會，更是聚集了超過六萬名公民，再度要求國會補正公投法、修改選罷法，讓「還權於民」的吶喊震撼了博愛特區的天空。
憲政改革的確必須積極進行。然而，憲政改革絕不能成為轉移焦點的煙霧彈，更不應成為迴避修法改革的藉口。只要透過國會的修法，就能夠實現「還權於民」的目標。是否願意承諾在立法院下個會期推動修法、是否支持「還權於民」，是近來經常將「一定和人民站在一起」掛在嘴上的朱立倫，必須清楚回答的問題！
2014-12-01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讓政客學會對人民謙卑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835207
黃國昌／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島國前進發起人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九合一選舉，雖然甫告落幕，但人民已寫下台灣民主選舉的歷史篇章。一直在地方選舉掌控過半縣市執政權的國民黨，竟在二十二個縣市首長席次中，僅勉強保住新北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台東縣與連江馬祖，得票率更創下四十．七％的歷史低點。在具有最高指標意義的首都戰役，無黨籍的政治素人柯文哲，竟以將近二十五萬票的差距，擊敗出身國民黨政治世家的連勝文，徹底崩解了台北市原本鐵板一塊的政治版圖，也顛覆了我們對傳統藍綠政治的想像。
掌握中央與過半縣市執政優勢的國民黨，面臨如此慘烈的失敗，不僅超乎任何媒體民調或專家分析的預測，更絕非在二○○八年大勝二二○萬票、二○一二年再度以八十萬票勝差連任成功的馬英九總統所能想像。
這樣的結果，無疑是台灣人民對馬政權過去施政無能、傲慢濫權以及過度傾向兩岸權貴利益的政策，所發出最強烈的怒吼，也可謂是「地方選舉的全面期中選舉化」，為人民在我國欠缺類似美國國會期中選舉的現有制度下，找到藉由地方選舉對馬政府重重投下不信任票的民意出口。對於斬獲十三席縣市長的民進黨而言，也清楚地體認到，這樣的佳績，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勝利，也是改變台灣未來的序幕，蔡英文主席謙虛的表示「民進黨應該誠惶誠恐，以國民黨的失敗為警惕，如履薄冰看待人民的託付」。
的確，一一二九帶給台灣社會最為積極的意義，並非藍綠政治版圖的消長，而是讓藍綠政治人物清楚看到人民的力量，開始學會對人民謙卑。能夠產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動，公民社會的覺醒與年輕新世代的奮起，絕對發揮了關鍵的力量。企圖操作傳統藍綠對立、省籍族群議題的政客，被逐漸成熟的公民社會重重賞了一巴掌。權貴政治家族的出身與地方黑金派系的加持，也大幅喪失了原本縣市長層級的影響力。財團的站台背書與經濟恐嚇，更是成為此次選舉的票房毒藥。過去幾年風起雲湧公民運動的引領與催化，已經讓台灣公民社會的體質向上提升。
成熟的公民在乎的是價值、理念與是非，年輕世代更是早就厭惡了標籤、符碼與口號。柯文哲在台北市所取得的破天荒勝利，正是這個現象最佳印證。選戰結束當晚，沒有太多的慶祝歡愉，公民社會已喊出要開始嚴格監督的聲音，更是「台灣已經變得不一樣」的清晰表現。
重構體制 啟動改革
這股公民力量所帶動的期中選舉結果，終於讓人民強烈不滿的行政院長江宜樺下台鞠躬，也讓不斷選擇與人民對立的馬英九被迫即將宣布辭去黨主席，這一切似乎將為台灣的政治新局揭開序幕。然而，過去長期的政治僵局與所導致的政策空轉，已讓我們清楚看出目前代議民主所存在的嚴重問題，如何重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啟動新一波的政治改革，讓公民不是只有在選舉時才能「汰舊換新」，而是在日常政治的運作上就能透過民主審議的討論，實質參與重要的政策決定，就能藉由公開透明的程序，有效監督政府的施政，就能在政客背棄民意時，適時地予以矯正，無疑是我們馬上應該面對的挑戰，也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柯文哲在選舉時所提出「One City One Family」的願景，之所以可以感召許許多多的市民，反映出的是人民對於一個凝聚共同體的期待，讓台北市民可以跨越既有政治符碼的切割，團結起來打造一個美麗友善的城市。我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共同的心聲，「One Country One Destiny」，我們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必須攜手才能捍衛我們共同擁抱的核心價值與生活方式。
一一二九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如何透過打造一個健全的政經社會體制，讓來自不同背景出身、有著不同偏好傾向的公民，都能有公平的機會實踐自己生命的意義，在這個體制下自由地追逐自己人生的理想，絕對是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的目標，也是所有政治人物責無旁貸的任務，而這也正是政治最為可貴、最為動人之處。
讓政客學會對人民謙卑，一一二九為台灣新政治的誕生，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2014-11-17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公民運動與選舉民主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830869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島國前進發起人
過去幾年來，歷經一次又一次公民運動的洗禮，台灣公民社會的體質，雖然還說不上達到煥然一新或脫胎換骨的境界，但無疑地已朝著進步的方向大步邁前。從反核運動、反國光石化所高舉的環境正義、大埔案反圈地運動所訴求的土地正義、洪仲丘案所推動的軍中人權、反媒體壟斷運動所捍衛的新聞言論多元到反黑箱服貿協議的太陽花運動，由公民自主組織的發聲與集結，其所展現的巨大能量，不僅在政治上發揮了議題設定的功能，讓在野黨一度淪為在後跟隨的角色，更在社會上颳起了公民覺醒的旋風，喚醒了許多原本對政治冷感、甚至厭惡的公民，特別是年輕的新年代，對公共事務的關注與參與。
這些公民運動之所以得到社會廣泛的迴響，並不是由於有什麼政治明星所號召帶領，也非某些企圖污名化這些運動的評論者所聲稱，不過是煽動了理盲群眾的激情；當然也更不可能是由於民進黨在幕後的密謀策劃。這些公民運動之所以取得強力的支持，理由無他，單純是由於其所提出的訴求，捍衛了台灣人民所認同、所希望守護的核心價值。也正是因為如此，如果表現違反了公民社會的基本信念，即使冠上了「公民團體」的稱號，也難逃輿論的強烈批判與嘲諷訕笑。日前在台北市長選舉連柯電視辯論會上，三個「公民團體」「為一方做球、對他方殺球」的荒腔走板演出，適為最佳例證。
然而，面臨即將到來的九合一地方選舉，許多公民團體並未清楚表態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也引來一定的質疑批判。其中，最主要的質疑在於，這些公民團體一方面自己不願意踏入政治，另一方面又刻意與政黨劃清界線，製造公民社會與政治部門間不必要的對立，說得好聽是曲高和寡地自視清高，說得難聽則是只會批評、不願投身的嘴炮。
的確，公民社會與政治兩者間本來即非相互對立的概念，但是，將公民團體未在選舉表態支持特定的政黨，詮釋為製造公民社會與政治部門間的不必要對立，則也是過度化約的誤解。事實上，民主政治本來就不是只有選舉，更不應該被窄化為只有選舉，從民主政治本即公民對公共事務的意見表達與決策參與的角度來看，由公民團體所發起的運動，其目的在於影響政治部門的決策，也當然屬於政治活動的一環。即使將考察的視野集中在選舉民主的脈絡，公民團體縱然未大聲喊出支持特定的政黨甚或候選人，也不代表真正與選舉政治劃清界線或相互對立。
公民運動對選舉民主的影響，其實早在選舉活動正式發足以前，已經開始。無論是價值理念的推廣，還是公民意識的喚醒，都在呼籲選民別再繼續對政治冷漠，都在召喚選民於選舉時透過自己權利的行使，做出價值的選擇，創造改變的希望。當然，在單一選區多數決的選舉邏輯下，我們或許只能做出「較佳」（better）的選擇，而非「最佳」（best）的選擇；不過，伴隨著公民運動所引領的價值、所提升的公民意識，對民主的信仰應該讓我們有理由可以樂觀地期待，我們至少將逐步朝往進步的方向邁進。
連陣營即將夢醒
當公民願意開始關心公共事務、願意正視自己選票的意義，這個社會出現越來越多聰明的選民，不再慣性地跟隨政黨揮舞的大旗而擺動，我們就能迫使政黨推出更好的選項、提出更能獲取選民認同的訴求，否則就面臨遭受淘汰的命運。目前在台北市長選舉中的「柯連」對戰，即使連勝文陣營不斷打出「藍營大團結」、「拯救中華民國」這種不僅過時、更讓人無感的動員口號，也無法挽救其江河日下的頹勢，即將出現台北市前所未見的傳統政治板塊重組現象，不正是一個清楚的例證嗎？由另一個角度而言，如果沒有過去幾年公民運動的累積，又如何能讓原本以為勝券在握的連陣營，即將面臨夢醒的殘酷時刻？
2014-09-15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公投民主在蘇格蘭的實踐與啟示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813289
黃國昌／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
到底是「Yes Scotland」，還是「Better Together」，四百萬名蘇格蘭住民，即將在本週作出決定。九月十八日蘇格蘭所舉行「蘇格蘭應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Should Scotland be an independent country?）的公民投票結果，無疑地將深刻地衝擊蘇格蘭人的生活與未來。
一般人所通稱的「英國」，事實上是由「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所組成，正式國名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蘇格蘭在一七○七年與英格蘭合併之後，雖然在許多脈絡中仍被以「國家」（country）相稱，英國政府也曾以「國中之國」加以描述，不過，蘇格蘭卻已非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sovereign state），不僅欠缺獨立的國防與外交，即使在一九九七年「權力下放公民投票」（devolution referendum）獲得通過，並透過設置蘇格蘭議會而被賦予更大的自治權限之後，許多攸關蘇格蘭發展的重大決策，仍是由英國政府所決定。
蘇格蘭理性權衡
也正是因為如此，蘇格蘭獨立運動的步伐從未止息。即便與英格蘭同處一島，經濟活動與社會生活也已與英格蘭緊密結合，但是許多蘇格蘭人依然認為關於蘇格蘭應該成為什麼樣的社會、追求什麼樣的未來，應該也最適合由蘇格蘭人自己決定，而非由倫敦一群出身望族、自視甚高的精英政客所左右。對於一向不喜歡被稱為「英國人」（English）的蘇格蘭人（Scots）而言，獨立運動在相當程度上與民族主義的情感與自我的身分認同緊密連結，當然也與蘇格蘭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脫不了關係。不過，進一步了解訴求蘇格蘭獨立陣營所提出的理由，可以發現蘇格蘭人對獨立的追求，絕非僅限於情感上的因素，其中更帶有許多理性的思考與權衡，希望能不再受英國掣肘，將蘇格蘭打造為一個更為重視公平正義的社會與國度。一個清楚的例證是，在目前正反雙方勢均力敵、相距可謂在誤差值範圍內的最近民調中，十九歲至四十五歲的青壯選民有五十六％支持獨立，顯著地高於四十四％的反對聲音。
這場獨立公投之所以能夠發生，最大功臣無疑是「蘇格蘭國民黨」（ＳＮＰ）持之不懈的努力。在二○○七年蘇格蘭議會選舉時，「蘇格蘭國民黨」即以在二○一○年舉行獨立公投作為競選主軸。選後「蘇格蘭國民黨」成為第一大執政黨，開始舉行關於蘇格蘭未來變革的「全國對話」（National Conversation），針對蘇格蘭到底應該只爭取更大的自治權力，還是應該根本追求獨立，進行全國性的諮商會談，邀請蘇格蘭社會各階層參與，帶動蘇格蘭人對此議題的熱烈討論。最後雖然因為處於少數政府地位的「蘇格蘭國民黨」，未能掌握議會過半席次而使得交付公民投票的議案胎死腹中，但是並未使得該黨因此放棄自己的理念。在二○一一年的議會選舉中再度作出如果執政將舉行獨立公投的承諾，終於獲得選民支持而在一二九席中取得六十九席的過半席次，不僅成功促使英國國會同意此次公投的舉行，更在選後積極地推動立法，履行競選承諾，並深入鄰里宣揚獨立的理念，自二○一二年開始發起支持獨立的連署，爭取每一位選民的認同，迄今共累積了超過百萬份的連署支持，在公投舉行的前夕，終於將蘇格蘭獨立的聲浪推上了歷史的高峰。
英國的民主風範
在這場引發國際高度關注的獨立公投中，無論是蘇格蘭議會，還是英國國會，都展現了高度的民主風範，充分尊重蘇格蘭住民自決的權利。正反雙方雖然立場迥異、論辯激烈，但彼此都同意，所有不同的意見都必須享有在公正的程序中獲得公平審視的機會。雙方陣營也都努力地促使整個蘇格蘭社會加入討論，從國債的負擔、英鎊的使用、北海的石油、歐盟的加入、經濟的前景、政治社會制度的改革、到國防外交的規劃等層面，都能夠進行充分的民主審議。同時，蘇格蘭獨立公投採用符合民主原則的「簡單多數決規則」（simple majority rule），未設置投票門檻，不僅尊重多數的結果，更使得公民投票可以公平進行，不會讓立於反方命題者取得不當的優勢，更不會發生鼓勵民眾不要投票的反民主荒謬現象，真正促進全民的參與。在此基礎上決定蘇格蘭人共同的未來，體現民主制度絕非只是最後的投票，更是在過程中充分審議討論、在決定後共同負責的精神。
「台灣的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人共同決定」這個命題，雖然已為朝野政黨所共同承認，可謂已成為台灣共識。但是，如何讓這個共識不僅僅流於政客欺騙選票的口號，而是成為能夠真正落實的理念，我們還有很多功課要做。這次蘇格蘭所舉行的獨立公投，無論結果如何，都可帶給我們豐富的啟示與深刻的反思。
2014-07-21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王金平是沉默的國王?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97748
黃國昌／中研院法研所副研究員
立法院是「過分干預」還是「監督制衡」？
立法院過分干預？
深受馬英九倚重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先生，六月二十三日於美國華府智庫布魯金斯（Brookings）演講時，提出了這個問題（oversight or overreach?）。蘇起認為，王金平才是真正「沉默的國王」；依照這位「九二共識發明者」的分析，台灣現今代議民主問題的根源，在於馬王的失和與朝野協商的制度，破壞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癱瘓了國民黨立院黨團、也因此給了「外在勢力」（例如太陽花運動的學生）介入干預的空間，導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迄今遲遲無法正式生效。
幾乎是同一時刻，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女士在接受《商業周刊》訪問時，卻以烏克蘭為例，對於台灣若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將喪失政治上的獨立性，提出了善意的警示。她提醒台灣在與中國交往時，必須審慎評估每個決策所將帶來的可能衝擊與負面影響；希拉蕊提到，台灣如果不夠小心謹慎將變得脆弱，她也建議台灣人民必須以台灣的長期利益進行權衡判斷。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希拉蕊最近出版的「困難的抉擇（Hard Choices）」自傳，在中國遭到命令下架、全面封殺。
只要稍微花一點時間了解這兩段發言的脈絡，將不難發現蘇起與希拉蕊的分析評論，巨觀而言，都在處理台灣與中國的交往關係，微觀而論，都直接關涉引起軒然大波的服貿協議。真正令人比較難以理解的是：明明當過台灣國安會秘書長的人是蘇起，但為什麼希拉蕊講的話卻比較像是我國國安會秘書長應該有的認知？
其實，蘇起認為立法院「過分干預（overreach）」的「評釋」，正是馬英九總統近來頻頻公開抨擊國會的主軸，無論是自失身分地指責太陽花學子「既不立法、也不審查」，還是意在言外地暗指王金平將有「因果報應」，都是相同思維下的產物。若以最善意的方式試圖理解馬英九及蘇起的思維，他們應該是認為執政黨立委在國會中支持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本是天經地義。而兩岸服貿協議陷在立法院中動彈不得，完全是由於王金平將個人恩怨放在國家利益之前，暗助在野黨於國會內無理杯葛，同時這也是台灣現今代議民主存在的問題。
然而，馬英九與蘇起刻意略而不提的是，攸關台灣人民福祉與未來發展的兩岸協議，本非應由行政權所專擅；立法院早在二○○八年即已決議要求行政部門提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送國會審查，卻為馬政府所悍然拒絕。從政以來不斷站在台灣民主化對立面的馬英九，雖然空有哈佛法學博士名銜，但也似乎沒有認知到憲法所建立的行政立法相互監督制衡機制，不應藉由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以黨紀脅迫立委的黨主席而破壞殆盡。擁有政治學博士學位的蘇起，在美國華府解析台灣代議民主的病症時，也忘了提到「張慶忠三十秒事件」是受到馬政府的強力支持，也自然不會論及若非太陽花學子的介入，台灣國會「未經任何審議討論、即可視為審查通過」的表現，將淪為舉世的民主笑話。
實則，台灣代議民主的確存在失靈的現象。只不過，大多數人民所體認到的國會病症，卻與這兩位留美博士大相逕庭：我國國會不僅不是對行政權存在「過分干預」，而是連最基本的「監督制衡」功能都無法有效發揮，更在於代議機關的決策經常違反多數人民的意志。縱使不提攸關台灣未來的兩岸協議，單以最近立法院臨時會對考、監委人事同意權的行使，即已充分顯露這個真正的代議民主失靈問題。
蘇起問錯問題！
蘇起在Brookings的演講，顯然是根本問錯了問題。真正值得思索的問題是：當代議民主的運作與人民意志嚴重脫節的時候，除了默默忍受、靜靜等待下一次選舉的到來外，人民到底掌握了什麼具有實效性的制度性武器可資矯正這個民主失靈的結果？在這個問題獲得有效解答之前，無論是國會內的議事對抗、還是街頭上的社會抗爭，都難以期待能有止息的時刻。
2014-06-16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國民主權 破除「一國兩區」的最佳利器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87896
黃國昌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一席「台灣前途由全體中國人共同決定」的發言，引爆台灣國內一陣譁然。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顯然無法接受這種蠻橫無理的立場，說得直白一點，中國共產黨連中國自己的前途都不讓中國人民決定了，更沒什麼資格主張台灣前途必須由中國人民決定。除了兩蔣時期以「反攻大陸」的囈語所包裝的謊言之外，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也沒有瘋狂到想要去決定中國的前途。
即使從統戰的角度來看，范麗青的發言可說是十分愚蠢，不僅進一步加深台灣人民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其所造成的反彈，更使得即便是心存「化獨漸統」終極目標的馬英九，在閃躲了半天之後，最後還是要被逼得透過發言人作出「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未來」的宣示。當然，事後許多網友的打臉文，都明白點出馬英九其實早在二○○六年接受外媒專訪時，就曾附和中共所提出「台灣問題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的主張，狠狠地再次揭穿馬英九虛偽的假面。不過，由於中共的野心、馬英九的謊言，以及二者間的強烈連結，老實說也早已不是什麼新聞。這次的事件，除了讓台灣人的主體意識更為凝聚鞏固之外，也提供了我們再次重新審視「國民主權」這個憲法上最高原則所具有之意涵的機會，並有助於破解我國現行憲法所存在的內部邏輯矛盾與虛幻不實。
重新審視「國民主權」的意義
一個單刀直入的問題是：我國《憲法》第二條所謂「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之「國民」，其範圍為何？是否包括目前在所謂「中國大陸」的人民？這個問題，絕非是法學家於研究室中所進行的抽象概念演繹，而係直接涉及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存立基礎，而具有本質上及現實上的最高重要性。對於這個問題，除了業已淪為歷史遺緒的「國民黨法統」之外，無論由何種觀點來看，答案當為「台灣兩千三百萬國民」無誤，根本不包括所謂「中國大陸」的人民。也因此，我國的未來由這兩千三百萬國民決定，本為至明之理。
由此切入考察，我們也才能清楚地認知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的虛幻。質言之，所謂的「大陸地區人民」，既非我國國民，更與我國主權無涉，純粹就是一個就憲法而言毫無意義的詞彙。「大陸地區」可能是一個歷史上的概念，也可以是一個地理上的存在，但不具有任何憲法上的重要性。這個概念在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之存在，可以說是一九九一年第一次修憲時，囿於當時台灣甫開始第一小步的民主化，尚未徹底擺脫所謂「中國大一統」遺毒下的產物。在今日觀之，所謂「大陸地區」根本就是一個虛幻的存在，我國早就沒有什麼大陸地區了，我國唯一可能的存在基礎，就是台灣。能夠行使我國主權的，也只有台灣人民。「大陸地區」在我國憲法中的虛幻存在，除了弱化這部憲法的威信，增加這部憲法與我國國民的距離之外，實在沒有什麼正面積極的意義。
也正是因為如此，筆者早已數度指摘馬英九總統對於憲法價值的看重，從不在於「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及「人權保障」等真正牽涉本質上重要性的民主憲政存立基礎，反而選擇擁抱憲法中最為虛幻不實的部分。這次，馬英九在回應中國時所附加「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的前提，其心中或許還是想著這個「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的虛幻二元存在；不過，我相信，絕大多數台灣人民想的則是「國民主權」的原則。
國民主權，是破除「一國兩區」這個鬼魅的最佳利器。
2014-04-28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讓芳香延續 ─ 給林義雄先生的公開信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74380
林先生：
三月十二日中午在您寓所聽到您將以禁食的行動，要求馬政府停建核四、補正公投法的決定時，我沒有多言。您平和而堅定的語氣，以義光教會做為禁食地點的選擇，已然傳遞了清楚的訊息，對於一向尊重生命價值的您而言，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但成定局。
從一九九四年組成「核四公投促進會」以來，過去二十年間，您不僅持續地為反對興建核四、建立非核家園的理念而奔走，更致力於喚醒台灣人民行使國家主人權利的意識，以直接民權的行使，對抗代議士違反民意的恣意決策與權力濫用。在一次又一次的關鍵時刻，您以無私無我的氣度、犧牲奉獻的精神以及堅忍卓越的意志，感召千千萬萬的台灣人民共同起身行動，為台灣民主的推進與深化，做出了貴重的貢獻。
二○○三年，當立法院通過了一個箝制人民行使直接民權的公民投票法之後，您又立即投入了要求相關機關及政黨「補正公投法」的運動，訴求落實「人民作主」的理念。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如今馬政權不僅沒有補正公投法的誠意，反而想要透過鳥籠公投法中二分之一投票門檻的嚴苛限制，無視主流民意反對繼續興建核四的聲浪，以詐術護航核四續建，不負責任地將台灣人民及後世子孫置於必須面臨毀滅性災難的險境。現在，馬政權竟然又厚顏無恥地妄稱您不是贊成透過公投來解決核四爭議嗎？刻意迴避現行公投法已實質剝奪人民受憲法保障的直接民權的問題。
您曾經再三告誡後輩：「不需要去罵人，只需要把理念與價值講清楚，做該做的事就好。」老實說，面對這個不斷選擇與人民站在對立面的馬政權，要不感到憤怒、要不出言叱罵，很難，真的很難。但是，您卻時時身體力行。就如同在二○○三年時，您發起「誠信立國」運動，要求朝野政治人物「說話算話」，兌現向選民做出的「立委減半」承諾。結果，立委成功減半了，不過該次修憲所附加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雖然根本並非您所推動「誠信立國」的內容，但是該制度所造成「票票不等值」及「有利既存兩大政黨」的後果，卻使您無端蒙受不白之冤。即使如此，您仍維持一貫的氣度與原則，只是再度重申「政治人物不能沒有誠信」這個核心主張，為了避免政客乘機翻案，在當時選擇緘口不語，默默承受。
這次，為了「停建核四」、「補正公投法」的訴求，為了落實「人民作主」這個您一生追求的價值，您選擇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進行「非武力抗爭」。我相信，您的行動，不僅是在對目前這個不公義的政權表達最深沉的抗議，更重要的，是在喚醒馬政府由昏聵中驚起，是在號召台灣人民奮起做真正的國家主人。過去這段時間全國各地的聲援與響應，清楚地印證了，您為台灣、為民主所做出無怨無悔的犧牲與付出，已經感動了無數台灣人民的心，也已召喚了台灣各個角落的力量，許多人在您禁食的這段期間中，採取了各種不同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要求馬政權回應絕大多數台灣人民與您共同訴求的「停建核四」、「人民作主」理念。
但是，當您的生命隨著禁食期間的拉長而一點一滴流失，掌權的馬英九卻依然為了自己那虛華無實的驕矜，絲毫不顧台灣可能即將陷入的動亂，所有的朋友都心急如焚，不知該如何阻止所有人都不願面對的悲劇發生。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與您談話時，您曾經說過，因為您們那代努力不夠，所以現在還要讓年輕人為維護台灣民主而四處衝撞，感到十分愧疚。但是，您知道嗎，正是因為您一生無私無我的精神，在遭遇如此沉重的人生苦難之後，依然為這塊土地持志不懈的犧牲奮鬥，才感召了許多後輩加入攜手為台灣努力的行列。
二○一○年在一次「人民作主」的志工大會上，第一次近距離聽您說話，就被您深深吸引。當時您說：「說話不必大聲、也不必怒吼，因為，只要你說的話有道理，即使是小聲地說，也可以吸引別人靠近傾聽。就如同一朵芬芳的花朵，總是可以用花香吸引人們駐足親近。」
您的決定，大家都尊敬、也都支持，我們也會為了「下修公投門檻、立即停建核四」的共同目標而努力。最後，請容我說，島嶼已經露出了天光，希望您能留下來與我們一起為台灣工作，讓芳香延續。
（黃國昌 / 中研院副研究員）
2014-03-10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兩岸協議監督立法刻不容緩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60780
自馬政府於去年六月突然宣布已與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訂之後，台灣民間社會的反彈聲浪不僅從未止歇，更現日益激烈的趨勢。對於服貿協議的批判，基本上可分為兩個側面。一個是馬政府簽訂程序的黑箱作業，不僅未徵詢人民意見，甚至連國會亦被蒙在鼓裡；另一個則是實質內容的不公平、不對等，以及服貿協議對我國產業發展、分配正義、社會安全、民主體制等各個層面所將造成的鉅大負面衝擊。
這些針對服貿所出現的反彈與批評，之所以並未隨著事後國會公聽會的舉辦與馬政府的宣傳而止息，固然與「公聽會本身的空洞化」以及「制式的化妝宣傳並未針對民間質疑提出具體回答」高度相關，但本質上實反映了更為深層的法制結構缺陷，以及對我國民主憲政所造成的重大威脅。具體而言，即是兩岸協議談判簽訂與審議監督機制的近乎空白。
依據什麼法審議？
一個單刀直入的切入思考點是：在三月十日立法院舉行最後一場服貿公聽會後，我國國會將依據哪一個法律、透過哪一種程序進行服貿協議的審議？令人驚悚的答案是：到目前為止，根本沒有人知道！
立法院雖然在去年已將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備查」的服貿協議，決議轉為「審查」；然而，現行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卻就所謂「兩岸協議之『備查』轉『審查』」完全欠缺明文依據，亦未就審議的方式與程序設置任何規範。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國政府迄今為止與對岸所完成的各項協議，處處可見行政權的專擅恣意與國會審議的徒具形式。
舉例而言，我國政府與對岸在二○一二年八月所簽署之《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面對行政院僅是送交立法院「備查」，國會雖然作成「轉為審查」的決議，但是在立法院根本沒有審查通過的情形下，行政院卻已擅自「視為審查通過」，而在二○一三年一月通知對岸完成「國內程序」，使該協議正式生效。行政院雖試圖援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一條「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作為依據，但是這種錯亂的法律適用，不僅造成將「兩岸協議」與「行政命令」等同視之的荒謬結果，更是嚴重破壞我國民主憲政秩序。
無論如何定性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之關係，不可否認的是，兩岸協議不僅將對人民權益造成重大衝擊，更將深刻影響我國未來的前途發展，立於憲政民主的基本價值，當然應由國會制訂一套完善的法律，明確規範兩岸協議之磋商談判、簽訂界限、審議程序以及監督機制，而非任由行政部門在「立法空白」的現狀下，迴避實質的民主審議與國會監督，恣意地進行黑箱作業。
「兩岸協議監督法制空洞化」的問題，事實上已存在許久，朝野政黨及行政與立法部門亦心知肚明，其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伴隨兩岸協議所涉及的事項愈來愈重大，也益發劇烈。此次黑箱服貿協議所引爆的反彈與爭議，可謂係十分清楚的佐證。
針對服貿協議的審查，立法院雖已作成應「逐條逐項審查、表決」之決議，但在未建立清楚審議規則的現況下，姑且不論立法院決議並無法律上拘束力，國會亦無從進行實質有意義之審議。例如，針對特定產業之開放，國會可否附加「條件」或「期限」？其效力如何？針對特定產業之「承諾事項內容」，國會得否進行修正？是否得以拘束行政部門？凡此種種，均欠缺明確規範。
只審不三讀、快速過關？
更為離譜的是，近日已傳出執政黨將透過「只審不三讀的快速過關」這種聞所未聞的荒誕程序，強行通過服貿協議的消息。再次凸顯欠缺法律規範的兩岸協議簽訂與審議，對我國民主憲政所將造成的鉅大傷害。也正是由於欠缺法律的明文規範與限制，馬政府才完全無視服貿協議黑箱作業所引發的抗議，目前竟正在依循相同的黑箱操作模式，進行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的磋商談判。
國會長久以來針對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法制的立法怠惰，已經使得行政部門成為一隻難以節制的怪獸，不斷透過踐踏民主憲政價值的恣意操作，簽訂攸關人民生計的兩岸協議。國會目前的當務之急，無疑是儘速完成《兩岸協議簽訂暨審查監督條例》的制訂；除非立法院已經打算讓自己再次淪為徒具形式的橡皮圖章。
在欠缺明確基準與嚴謹程序的情形下，擅自透過胡亂喬出來的便宜行事，進行服貿協議的審查，不僅將重傷台灣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更是背棄國會憲法職責的不負責任作為。
2014-02-10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召喚讓台灣政治翻轉的新力量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52962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的台灣，雖然曾經締造讓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奇蹟，但至今日，政治部門的民主運作卻已陷入一攤死水。面對一個領導失靈、治理失能、施政無方、暴政虐民的馬政府，公民社會即便已然集結奮起、強力抵抗，依然只能消極地減緩這個政權為惡的步伐，無法讓該負責的人下台，也無法讓這個驕橫傲慢的權力，反省思過，改弦更張。
承載台灣人民厚重期望的反對黨，則不僅讓人無法感受到積極進取的動力與態度，甚至連原本據以起家的「勤政、清廉、愛鄉土」的改革進步形象，也日漸模糊。彷彿將所有的期望都放在讓更多的民眾對執政黨失望，只要對外號召團結，就可以準備二○一六年重新取回政權。於是乎，值得真正投注心力的，是如何在派系政治中合縱連橫、分配利益，以取得競逐下次總統大選的門票。
兩黨，深感厭惡
一個政黨的立院龍頭是王金平，另一個政黨的萬年總召是柯建銘，兩人都是代表政黨形象的不分區立委前二名，先是在馬英九的認可下，兩人聯手主導了可恥的會計法修正，共謀為貪污舞弊的大哥除罪。嗣後更爆發了關說司法的醜聞，只不過在馬英九「毀憲亂政」、黃世銘「違法濫權」的「大惡」掩護下，成功地讓兩大黨的立法委員一起和稀泥，讓「大是大非」變成「一場誤會」，順利地上演權貴大和解。一群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的政客，依然笑傲於廟堂之上，沒有人負起什麼責任，當然也沒有人下台。
面對這樣的兩黨代議政治，無疑的是，許多人民已經深感厭惡。然而，關鍵的問題是，改變的可能性何在？對於幾已壟斷政治市場的兩大政黨而言，一致的利益是讓民眾相信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猶如想要加油也只能在「中油」與「台塑」兩者擇一，而無論是目前由兩黨攜手建構的選舉規則，抑或是過去曾經出現所謂第三勢力嘗試的失敗，也的確在強化這種「反正你們無能為力」的聲音。
不過，任何只要稍微注意過去兩年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人，都不會作出「人民已然放棄」的判斷。從民主人權的捍衛、環境生態的保護、司法制度的改革到社會正義的追求，總是有一群公民站在前面，攜手挺身對抗政客的濫權、財閥的私利與二者相互勾結對社會資源的掠奪。這群公民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更為積極地努力喚醒更多公民的覺醒，試圖召喚更多的公民站出來，將坐在電視機前看著政論節目咒罵的情緒，轉化為起身行動的力量。
政治的本質，原即在取向於一定的價值追求，處理眾人之事。公民才是政治的根本，公民的參與也才是政治應有的樣貌。當台灣的兩黨政治已經淪落為宮廷政治與派系政治的競逐，既不在意也無法回應公民社會的訴求，公民自我重新組織，讓台灣已陷病態的民主政治能夠出現翻轉的機會，成為唯一合乎邏輯的出路。公民積極的參政，只不過是將原本就屬於公民的權力重新拾回而已。
新興力量成為選擇
這股新興的力量是否得以在政治部門成功崛起，取決的因素不外乎基礎經濟學的「需求」與「供給」。就「需求」面而言，如果兩大政黨的代議菁英可以成功回應人民的心聲，讓彼此的支持群眾各安其位，則無庸有過多的政治計算，都可以知道沒有任何新興力量出現的可能與必要。不過，在另一方面，即使兩大政黨的失職失能導致了「需求」的出現，新興的政治力量能否成功，還要視其在「供給」面上的表現，是否果能超越既存的選擇。除了代表參政的公民必須取得社會信任、具備足夠能力之外，更為關鍵的，還在於其能否提出新的民主政治想像，透過具體機制的建立，不僅降低公民監督的門檻，得以將失控甚至腐化的代表驅逐出場，更要讓公民能夠透過各種方式，更為便利地直接參與決定，真正實踐民主的理念。
新興政治力量的出現，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新的選擇，更是讓台灣民主政治得以翻轉的希望。當這股力量夠強，就會開始迫使既存兩大政黨必須認真進行自我改革，否則即將面對被逐漸取代的命運；也只有當這股力量真正成為公民社會核心價值的代理人，才能取得足夠的影響力，改變台灣的民主政治。
2014-01-13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重新喚回政治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46353
黃國昌／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台灣的天空，正籠罩著一股沉重的沮喪氣息。舊有的權貴勢力重新復辟，原有的改革力量開始沉淪，腐蝕了台灣的核心價值，也消磨了人民的信心勇氣。面對目前這個已經糟糕透頂的時局，大家似乎都看不到方向，也不知道如何期待未來，感覺做什麼都沒有用，再努力也無法脫困，開始逐漸陷入一種集體的絕望，彷彿一群被困囚的俘虜，呼吸著含氧量不斷下降的空氣，愈來愈沒力氣，準備選擇放棄。
台灣人民奮力衝撞戒嚴體制所贏得的民主，不僅已稀薄化成四年一次的選舉，甚至連選舉制度本身也已在金權政治的遊戲中走向腐敗，淪為爛蘋果的競賽。當沒有黨產的資助、沒有派系的奧援，投身民主選舉只是以卵擊石的愚蠢行為時，就已註定在黨產、派系支持下所出線的代議士，將是政黨的投票部隊、派系利益的捍衛者，不會是普羅大眾的代言人。無論何黨何派當政，隱身其後的跨國資本、兩岸財團、甚至黑金混合體，永遠都是最大的贏家，也才是真正的治國者。
台灣病了
當在法治上擔負究責角色的主體，也以刻意的失能換取權力的青睞時，則不僅讓自己淪為配合濫權者玩弄制度的小丑，更使掌控權力的人重則更加肆無忌憚、輕則繼續漫不經心，唯一沒變的結果是，民眾永遠是無辜的受害者。於是乎，我們的孩子喝完了三聚氰胺的毒牛奶，換我們自己飲用含塑化劑的飲料，最終發現原來全家人每天都一起吃著用假油烹煮的晚餐後，馬英九的好兄弟還是可以穩坐衛福部部長的大位，不必負責。我們也因此才知道，原來行政院高官一直是用著原裝進口的橄欖油，從來不必憂慮油品安全的問題；而無良的資本家依舊從自銀行貸款九成九所購買的帝寶大廈高樓，舒適地遠眺台北的星空。
當無能犯錯的掌權者，沒有被追究應該承擔的責任，竟在廟堂上依然笑語盈盈，台灣的民主政治病了。
當全民共同努力的經濟果實，大半都落入了極少數權貴大資本家的海外帳戶，台灣的社會正義也病了。
掙脫集體絕望的出路
當國家主要的財稅收入，竟多是由普通受薪階層承擔，而金字塔尖端的一小撮人，儘管由社會攫取了大半的財富，卻僅繳納不成比例的低賦稅，我們見識了，政治權力與金錢勢力如何聯手為惡，剝削人民。
面對這個邪惡的權力結構，我們發出怒吼，聲嘶力竭，卻宛如狗吠火車；我們到處衝撞，遍體鱗傷，卻要不回公理正義。
權貴染指八方，反抗者四處救火，無日無夜，兵疲馬困。很多人心灰意冷，從對政客的失望，轉而成對政治的絕望。避免談論政治、也不想理會公共事務，開始躲進自己的小天地，尋找自己可以掌握的小確幸。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放棄的朋友，也不免懷疑地問天問地問自己，我們還有機會突圍嗎？出路到底在哪裡？
其實，只要靜下心來，仔細想想，就不難明瞭。
沒有覺醒的公民，只是被政客綁架的俘虜，不會是國家真正的主人；沒有組織的怒吼，就會被當成一時的宣洩，不會是改變現狀的解藥；而沒有持續的集結，也會被視為短暫的騷亂，更不會是突破桎梏的力量。問題的根源既然在政治，要真正解決問題，不僅不能迴避政治，當然更要積極參與政治，才能創造足以翻轉現狀的關鍵力量，也才是足以掙脫集體絕望的出路。
政治本是眾人之事，民主也原應是由人民作主。專業可以是政治更能回應人民需求的條件，但絕不應是政治由少數寡頭壟斷的藉口。政黨可以是提升民主制度運作效能的媒介，但不必、也絕不應成為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唯一管道。由公民重新喚回政治的真諦，並不是要每個公民自我標示藍營、綠營的符碼，而是要解放政治，將政治從財團與職業政客的手中贖回，還給人民，讓公民社會蘊含的能量得以有效轉化為政治決策的力量。
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打破已陷病態的政治結構，讓權力真正對人民負責，而非為財團資本服務。也只有當公民積極地參與政治，從關心身旁的公共事務做起，進而要求建立陽光透明的政治決策機制，讓自己從一個旁觀者及被支配者，提升轉化成一個政治參與者，我們才有可能阻斷少數權貴對國家資源的掠奪，也才有可能讓民主政治回歸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的本質，讓公平正義的花朵能真正在台灣的土地上綻放。
2013-10-07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公民攜手站出來 把國家拿回來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19987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九月政爭儘管尚未落幕，但任期尚未過半的馬英九實在不是一位適格的總統，幾已成為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識。從「治理失靈」到「暴政虐民」的深一層惡化，人民目睹了，馬英九從第一個任期的執政失敗，不僅未能記取教訓，改弦更張，體察民瘼，反而益發變本加厲，將更多人民推向痛苦的深淵。從「信任危機」到「憲政亂局」的進一步沉淪，我們看到了，再給馬政權另一個四年的機會，不僅沒有為自己換來一個嶄新的希望，重新大步向前，反而喚回了白色恐怖的惡靈，讓台灣社會重陷威權統治的陰霾。
民主資產被揮霍大半
在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之後，雖然台灣的民主法治尚待鞏固，台灣的人權保障猶待深化，但我們怎麼也沒有想到，台灣人民犧牲奮鬥數十年所累積的民主資產，會在短短的數年內被揮霍大半。原應代表國家主人監督政府的國會，在馬英九指揮投票部隊的控制下，不僅幾已墮落為橡皮圖章，面對此次馬英九毀憲亂政的惡行，更未見國會履行憲政義務，啟動究責程序。我們如何也無法想像，台灣人民以最大的容忍與耐心的呵護所逐步重建的司法公信力，竟會由總統馬英九、其所任命的檢察總長黃世銘及代表國會的議長王金平，在一夕間帶頭摧毀崩壞，一方違法監聽，合縱權鬥，一方濫用權力，關說司法。
在台灣民主憲政正遭馬、吳、江、王聯手毀棄的當下，凱道的盡頭卻正趕忙搭建舞台，準備讓這幾位踐踏人權法治的廟堂高官帶領人民「慶祝國慶」，何其荒謬，又何其可悲，是可忍，孰不可忍！筆者根本無法理解，在台灣民主風雨飄搖之際，十月十日到底有什麼值得慶祝？是要慶祝國家被你們如此惡搞，竟然可以還沒有倒？還是要慶祝人民被你們如此糟蹋，竟然還可以繼續忍受？筆者更無法接受，馬吳江王幾位罪魁禍首憑什麼坐在台上睥睨而笑？是在嘲笑台灣人民對你們的違法濫權根本莫可奈何？還是在訕笑台灣的民主體制竟可以任你們如此隨意操弄？
馬英九「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承諾，到今日已成為「全面掌權、徹底亂政」的悲劇。台灣正值國殤，我們何來國慶？總統府國慶舞台前「風調雨順保太平」、「國運昌隆展新局」的夢幻標語，已成為「毀憲亂政虐人民」、「監聽關說踐人權」的殘酷現實，最為諷刺的反差。
十月十日行動喚覺醒
十月十日，一九八五行動聯盟將以溫柔而堅定的行動，繼續喚醒公民覺醒的腳步，要求國會修改不當剝奪直接民權的鳥籠公投法與罷免法制，奪回我們的憲法公民權。十月十日，也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相約凱道，發出怒吼，直接訴求馬吳江道歉下台。
面對這群無能無德的政客，我們不必再期待他們會反省改正；面對這批違法亂紀的高官，我們更不應再繼續縱容對待。無論是熱血的理性，還是溫柔的堅定，為了台灣這塊土地及後世子孫的未來，都讓我們以果決的行動，展現究責到底、救亡圖存的意志。公民只有攜手站出來，才能將屬於我們的國家拿回來！
2013-09-09 〈自由共和國〉黃國昌／讓我們攜手打一場公民政治的聖戰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12252
◎ 黃國昌／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憲法133實踐聯盟」發動的公民罷免運動，在今夏一波波「送仲丘」、「拆政府」的公民覺醒浪潮中，可說是「表面上最溫和」、「實質上最凶悍」的行動。133聯盟標舉著憲法公民權的大旗，誓言對「只聽馬意」、「不顧民意」的立委算帳。這場公民運動所具有的意義，絕非僅在於嚇阻國民黨立委，不要繼續淪為馬英九的投票部隊，也非僅限於拆解馬英九在國會的禁衛軍，削弱其繼續倒行逆施的能力。這次憲法133的運動，更在於召喚公民一起站出來，用直接民權矯正已遭扭曲的代議民主，用公民政治制衡已陷病態的政黨遊戲，把本來就應屬於我們的國家要回來！
台灣民主兩項危機
只要稍微關注政治部門決策機制過去一段期間的運作，就不難發現，在馬政權治理失能、信任崩盤、統治正當性快速流失的表面病徵背後，潛藏著兩項台灣民主的危機：「國民主權的稀薄化」與「責任政治的空洞化」。憲法第二條所揭示「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原則，在種種不合理法制的束縛下，幾已窄化為四年一次的選舉；同時，尤其嚴重的是，深刻衝擊人民生計的台海兩岸交往，更在晦暗的角落由少數權貴進行著利益的分食，國會角色已極其淡薄，更遑論公民社會能有什麼實質而有意義的參與！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面對自己的角色已被邊緣化至無法忠於選民託付的程度，執政黨立委仍只擔心冒犯馬意，仍只關心下次選舉的提名及金援，早已徹底遺忘了他們真正的權力基礎來自於人民。
於是乎，即使壓倒性的民意反對續建核四，在黨鞭的揮舞下，這群投票部隊依然一次又一次地配合馬政權的政治操作，封殺了所有在國會擋下核四的可能；即使縱放花公款喝花酒的民代大哥，已根本褻瀆了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歷史，可恥的會計法修正，依然得以在國會的密室中暗夜偷渡；即使反媒體壟斷要立法的訴求已響徹雲霄，向社會宣示支持完成立法的公開承諾，也可以在少數財團媒體大亨的高層熱線之後，一夕翻盤！
任何一位公民，面對國會層出不窮的荒腔走板，都有資格提出「到底誰真正負起過什麼責任」的質問；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捫心自問：是不是我們的縱容與遺忘，造就了養出這批「失控的代議士」的溫床？我們在意的，到底是選出的立委有沒有在中秋聯誼送禮抽獎、同歡敬酒？還是有沒有在國會認真守護我們的家園？
縱容與遺忘，是政客恣意囂張的催化劑，也是台灣民主政治無法深化的病因。只有當人民選擇不再縱容，才能迫使政客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也只有當我們選擇不再遺忘，才能讓這批公僕向社會共同的記憶負責。憲法133實踐聯盟的公民罷免運動，提供了一個改變政治沈痾的可能，一個深化台灣民主的希望。
如果我們期待政客將人民置於政黨之上，我們就必須先將自己公民的身分置於被簡化為藍營綠營的符碼之上！讓我們為自己及後代子孫共同的未來投資一點時間，請與我們攜手打一場公民政治的聖戰，用具體的行動，一起改寫台灣民主憲政的歷史！